第156章 广告宣传录，成公十七年（2/2）
从秦简的市令规范到汉代的铜镜铭文，从酒肆的幡旗到驿站的檄文，秦汉时期的广告宣传，既延续了先秦“实用与文化共生”的传统，又因大一统格局而注入了“制度性”基因。这种将广告融入社会治理、商业流通、文明交流的实践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，更为后世广告的规模化、专业化演进，埋下了深植于历史土壤的种子。
随后不久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政权更迭的动荡与民族交融的浪潮，让广告宣传打破了秦汉时期的统一范式，呈现出“地域分化”与“文化杂糅”的独特面貌。这一时期战乱频繁，市集兴衰随政权更迭起伏，民间广告虽难成规模，却在乱世中衍生出适配生存需求的灵活形态——在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交融的地区，商贩会同时使用汉语与胡语吆喝，或在商品上雕刻汉式纹样与游牧民族图腾，以“双语宣传”“双文化符号”吸引不同族群买家；而在相对稳定的江南地区，士族阶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催生了“精致化广告”，如茶馆会在茶具上刻绘诗句，酒肆用青瓷酒坛盛放佳酿并标注“曲阿酒”“乌程酒”等产地名，借地域文化符号提升商品附加值。
政治宣传则深度服务于政权合法性构建，且借鉴了民间广告的“符号化”逻辑。曹魏推行“九品中正制”时，会在州郡治所张贴“中正官名录”与选拔标准，文书边缘绘制象征权威的“青龙、白虎”图案，用视觉符号强化政务宣传的庄重性；蜀汉诸葛亮北伐前发布的《出师表》，虽为奏疏，却通过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的核心主张与“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”的事迹陈述，成为向军民传递政治理想的“情感化宣传文本”，其传播效果堪比后世的政治宣言广告。而十六国时期的政权，更擅长利用宗教符号进行宣传——前秦苻坚推崇佛教，在都城长安修建寺院时，会在寺门悬挂“弘法利民”的匾额，将宗教影响力转化为政权认同的背书，这种“宗教+政治”的宣传模式，实则是对民间“品牌借势”逻辑的升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的广告媒介也因社会环境发生适应性变化。由于纸张尚未普及且战乱导致器物遗存减少，“口头广告”与“场景广告”成为主流：货郎会编唱通俗易懂的“叫卖歌谣”，将商品特性融入歌词（如“桑柘千株蚕万箔，缫成绢帛胜霜雪”），用韵律感强化记忆；而在战乱间歇期恢复的市集上，商贩会搭建临时“展示台”，将丝绸、瓷器等商品分层陈列，配合手势演示（如展示布料韧性），形成“视觉+动作”的立体宣传。此外，民族迁徙带来的商品流通，让“跨境广告”悄然萌芽——西域的琉璃、香料进入中原时，商贩会强调“来自大秦（罗马）”“经丝绸之路而来”，用异域产地作为核心宣传点，而中原的铁器、丝绸销往北方时，也会标注“汉地锻造”“吴地织造”，地域标签成为跨越政权边界的信任符号。
从江南士族追捧的“产地广告”到北方政权的“宗教宣传”，从双语吆喝到跨境商品的地域标签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广告实践，虽因乱世缺乏系统性，却在文化交融与生存需求的驱动下，拓展了广告的“符号维度”与“适配能力”，为隋唐时期广告的再度繁荣积累了多元经验。
隋唐之际，大一统帝国的重建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，让广告宣传迎来了继秦汉之后的又一高峰。这一时期，不仅民间商业广告的形式愈发精巧多元，更在典籍文献的记载中留下了系统的实践智慧，形成“实践创新”与“理论折射”相互映照的格局。
《唐六典》作为记载唐代官制的权威典籍，其中关于“市令”的职责描述，便暗藏着官方对广告秩序的规范——“凡市，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，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”，这每日的“击鼓”“击钲”，实则是官方主导的“时间广告”，用固定声响为市集划定交易时段，确保商业活动有序进行；同时规定“诸行自有榜题，略叙所业”，要求各行业商铺必须悬挂标明经营范围的招牌，这种“强制公示”制度，既方便了管理，也让“招牌广告”成为市井标配，正如长安西市的“胡商酒肆”必挂“胡姬压酒”的木牌，绸缎庄则以“吴绫蜀锦”的金字招牌彰显品类，形成“一牌识一行”的清晰认知。
唐代的商业广告已深谙“文化赋能”之道，这在《酉阳杂俎》《太平广记》等笔记小说中多有体现。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，长安崇业坊的“王记笔铺”，在笔杆上雕刻“终南紫毫，岁贡佳品”字样，既强调原料的珍稀（终南山紫毫），又借“岁贡”二字攀附皇家权威，将商品与“贡品品质”绑定；而《太平广记》中提到的洛阳“丰乐楼”，则在楼前立起三丈高的彩楼，楼上悬挂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的楹联，用诗意语言渲染饮酒的意境，吸引文人雅士驻足，这种“文学化广告”将商品与精神体验相连，比单纯吆喝更具感染力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唐代广告已出现“媒介组合”的雏形。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，有描绘市井生活的场景：酒肆外既悬酒旗（视觉），又有店小二击节吆喝（听觉），店内还陈列着盛满佳酿的酒瓮（实物展示），三种方式协同作用，形成立体宣传；而《唐国史补》记载的“扬州铜镜”，不仅镜背刻有“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”的诗句（器物广告），商家还会雇佣“说客”在茶馆酒肆讲述铜镜的锻造故事（口碑广告），甚至在科举放榜时向新科进士赠送刻有店名的铜镜（事件营销），多维度构建品牌认知，其策略之精细，已接近现代广告的整合传播思路。
政治宣传在唐代则呈现出“制度化传播”的特征，《通典》《唐会要》等政书中多有记载。朝廷在各州府设立“邸报”，定期刊载皇帝诏令、官员任免等信息，由驿站送达各地，这是中国最早的“官方报纸”，其本质是政务信息的规模化广告；而唐太宗李世民命人绘制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，并将画像悬挂于凌烟阁，既是对功臣的褒奖，更是通过“视觉符号”向天下传递“重贤才、励功勋”的政治导向，这种“榜样宣传”比政令条文更具感染力。武则天时期，为推动科举制度发展，特意在洛阳城南门张贴新科进士名录，百姓争相围观，这种“公示宣传”既彰显了朝廷“选贤与能”的决心，也激发了士人应试的热情，将政治目标转化为社会共识。
唐代的宗教宣传与商业广告也存在巧妙互动。佛教寺院在举办“俗讲”（面向民众的讲经活动）时，会在寺门张贴“讲经告示”，标明讲经时间、内容，甚至注明“听讲有斋饭”，用“利益吸引”扩大受众，这种模式被民间商贩借鉴，如药铺会在寺院周边张贴“义诊赠药”的布告，借宗教活动的人流进行宣传；而道教宫观售卖“长生丹药”时，则会引用《道德经》中“长生久视”的理念，将商品功效与宗教教义绑定，形成“信仰+商业”的宣传逻辑，与《太平广记》中“卖药翁自称‘得仙方’”的记载相互印证。
从《唐六典》的制度规范到敦煌壁画的市井场景，从“丰乐楼”的楹联到“邸报”的政令传播，隋唐时期的广告宣传，既延续了前代“实用与文化共生”的传统，又因社会稳定与技术进步（如雕版印刷的萌芽）而更趋精细。这些散落在典籍、壁画、小说中的实践智慧，不仅勾勒出盛唐商业的繁荣图景，更标志着中国古代广告从“自发探索”向“自觉创新”的跨越，为后世广告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到了后来，在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，虽延续了乱世的征伐与更迭，却也让广告宣传在政权割据的夹缝中，衍生出更贴合“生存与争夺”的实用形态。这一时期，各国疆域狭小、存续短暂，无论是政权宣传还是商业活动，都带着强烈的“即时性”与“地域性”特征，而散见于《旧五代史》《新五代史》及文人笔记中的记载，恰为我们勾勒出这一特殊阶段的广告图景。
政权宣传首重“合法性速建”，往往直接借鉴民间广告的“符号冲击”逻辑。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后，为抹去唐朝痕迹，下令将都城开封的城门名称全部更换，如“朱雀门”改为“明德门”，并在门楣悬挂鎏金匾额，配以“受命于天”的石刻，用视觉符号快速塑造新政权的权威；南唐后主李煜虽偏安江南，却通过“画院待诏”绘制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借描绘朝臣宴乐的场景传递“国泰民安”的意象，实则是以“生活场景广告”掩盖国力衰弱的现实，这种“意象宣传”与民间商铺用繁华陈列吸引顾客的思路如出一辙。而各国征战中，“檄文”的传播更趋灵活——不再局限于石刻或官方驿站，而是由士兵将写有敌军罪状的传单绑在箭矢上射入敌营，或张贴于被攻占城池的市集，用“精准投放”扩大舆论攻势，《旧五代史·梁书》中“矢书传檄，遍告郡邑”的记载，正是这种“军事广告”的生动写照。
商业广告则以“地域割据下的资源交换”为核心，催生出“短途标识”与“信任速成”的特色。由于各国关卡林立、交通受阻，商贩多在境内短途经营，其宣传手段也更聚焦本地受众：汴梁的茶肆会在门口摆放刻有“本地雨前茶”的石碾，用“产地近”“新鲜”作为核心卖点；成都的锦缎铺则在绸缎边缘织入“蜀地工”的暗纹，既彰显地域工艺，又便于在相邻的前蜀、后蜀境内流通时被识别。更具时代特征的是“典当行广告”的兴盛——《清异录》记载，洛阳的“质库”（当铺）会在门外挂一串“当票样本”，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区分抵押物等级（红票为金银、蓝票为衣物），让急需用钱的百姓一眼便知流程，这种“简化信息”的宣传，恰是乱世中高效交易的刚需体现。
宗教与商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更显直接。由于政权更迭频繁，百姓对稳定的渴求催生了宗教的短暂繁荣，寺庙与道观成为临时的“信息集散地”。吴越国的佛寺会在山门外设置“便民榜”，既刊刻佛经片段，也允许商贩张贴“商品信息”，如“城西张记铁铺，打造农具”等，寺庙的公信力无形中为商业信息背书；而北方的全真道观则在售卖草药时，将药方刻于木牌悬挂于观内，牌上注明“治军中时疫”“疗刀剑伤”，精准对接战乱中的民生需求，这种“宗教场所+实用信息”的模式，成为特殊年代的广告媒介创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时期的广告开始出现“品牌收缩”与“记忆强化”的倾向。由于政权存续短暂，商家难有“百年老店”的规划，转而通过“高频重复”加深本地顾客记忆：开封的胡饼铺老板每日清晨都会在市集敲锣，高喊“李家胡饼，热乎出炉”，用固定声线与时间点形成“听觉条件反射”；福州的瓷器商贩则在每件瓷碗底部刻上简化的“福”字，既标注产地，又借吉祥符号降低顾客的选择成本。这种“小而精”的宣传策略，虽难成规模，却为后世区域性品牌的“精准触达”提供了早期经验。
从后梁的城门改名到南唐的宴乐图宣传，从质库的当票样本到寺庙的便民榜，五代十国的广告实践，虽无盛唐的恢弘，却在乱世的局限中，将“实用”与“应变”发挥到极致。这些散落于分裂格局中的智慧，如同乱世中的星火，既延续着商品交换的脉络，也为宋代广告的体系化复苏，保留了不灭的火种。
紧接着，在辽宋夏金元时期，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广度远超前代，广告宣传也因多元文化的碰撞、商品经济的纵深发展（尤以宋代为甚），呈现出“体系化”与“民族性”交织的鲜明特征。从《宋史·食货志》的市井规制到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异域观察，从辽代的“捺钵”习俗到元代的“驿站广告”，各类典籍记载与实物遗存，共同勾勒出这一时期广告形态的丰富层次。
宋代是这一阶段的巅峰，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广告的“精细化运营”，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典籍对此多有详述。汴京（开封）的“瓦子”（娱乐场所）周边，商铺广告已形成完整的“视觉体系”：酒肆搭建“彩楼欢门”，用彩绘、绸缎装饰门面，如“清风楼”在楼檐悬挂百盏纱灯，夜晚点亮时宛如星河，成为标志性的“夜间广告”；药铺则在门口摆放“石雕药碾”“铜人模型”，既展示行业特性，又以实物增强信任感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“赵太丞家”药铺前的石刻幌子，便是这种“具象化宣传”的生动再现。更具突破性的是“印刷广告”的普及——北宋“刘家针铺”的铜版广告（现存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），不仅有“白兔捣药”的品牌标识，更注明“收买上等钢条，造功夫细针”的产品承诺与“认门前白兔儿为记”的防伪提示，要素之完备，已接近现代商业广告的雏形。
宋代的“媒介创新”还体现在“声响广告”的细分与“文字广告”的下沉。货郎不再局限于单一响器，而是根据商品特性定制：卖花郎用“鼓板”伴奏，唱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的小调，将商品与诗意结合；磨刀人则用“铁尺”敲击铁片，发出清脆的“叮当”声，形成专属“听觉标签”。而随着活字印刷的发展，商家开始印制“仿单”（即商品说明书），如杭州的扇子铺会在扇面印上“本铺自制细竹扇，销于两浙”的字样，甚至附上“退换说明”，这种“文字契约式”广告，标志着商业信用体系的成熟。
政治宣传方面，宋代开创了“制度化舆论引导”模式。朝廷在各州府设立“进奏院”，负责编发“邸报”，除刊载政令外，还会刊登“劝农文”“赈灾公告”等，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真宗时期曾将“推广占城稻”的政令印成传单，由驿站分发至各乡，用“政策广告”推动农业技术普及；而地方官府则通过“榜文”进行基层治理，如在市集张贴“禁私盐”“防盗贼”的告示，告示边缘绘制“官差缉私”的简笔画，让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理解，这种“图文结合”的政务宣传，效率远超前代。
与宋代并立的辽、夏、金政权，广告则呈现出“民族特色与汉风融合”的特点。辽代的“捺钵”（皇帝四季行营）活动中，随行的契丹商贩会在营帐外悬挂“毛毡幌子”，上绣狼图腾与汉字“皮货”，既彰显民族身份，又方便与汉人交易；西夏的“蕃汉合璧”广告更具代表性——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木牌，一面刻西夏文“酒”字，另一面刻汉字“佳酿”，这种“双语标识”精准对接境内多民族受众。金代则继承了宋代的印刷技术，在铜镜、瓷器上同时刻有女真文与汉文的品牌信息，如“上京翟家镜”既用女真文标注产地，又用汉文强调“天下第一”，体现出广告在民族融合中的桥梁作用。
元代大一统后，疆域辽阔与驿站系统的完善，让广告突破地域限制，呈现出“跨区域传播”的新特征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记载元大都（北京）的“汗八里”市场，波斯商人售卖的“撒答剌欺”（一种织金锦），会悬挂用蒙古文、汉文、波斯文书写的招牌，标明“产自波斯，贡于大汗”，借“皇家贡品”身份抬高身价；而漕运沿线的商号，如扬州的“盐商”，会在船帆上绘制“盐引”（官方许可凭证）图案，既向关卡示明合法性，又向沿途百姓宣传品牌，形成“移动广告”效应。元代的“宗教广告”也极具特色——全真教在各地道观张贴“劝善榜”，用通俗白话讲述“行善得福”的故事，文末附上“本观售卖护身符”的信息，将宗教传播与商业宣传自然结合，这种模式在《道藏》的相关记载中可窥一二。
从宋代的印刷广告到元代的跨域招牌，从辽夏的双语标识到金代的民族品牌，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广告宣传，在多元政权与文化的碰撞中，完成了从“地域化”到“跨民族”的跨越，其“体系化运营”“媒介创新”与“民族适应性”特征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商品流通与文化交融，更将中国古代广告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，为明清时期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市民社会的崛起，让广告宣传迈入“专业化”与“大众化”并行的阶段。从《金瓶梅》中描绘的市井招牌到《红楼梦》里的商铺陈设，从地方志中的市集规制到外销瓷器上的品牌标识，广告不再仅是商业活动的附属，更深入融入社会生活的肌理，形成一套成熟的“符号传播体系”。
明代广告的“品牌意识”已相当鲜明，且与地域商帮文化深度绑定。徽商经营的茶叶铺，会在包装上加盖“黄山云雾”“祁门红茶”等产地印章，并用棉纸包裹时印上商号水印，形成“包装即广告”的特色；晋商的票号则在汇票上绘制独特的防伪图案，如“日升昌”的汇票边缘刻有密押花纹，既防伪造，又通过反复流通强化品牌认知。《皇都积胜图》中描绘的北京市集，各类商铺招牌争奇斗艳：绸缎庄悬挂“苏杭绸缎”的金字匾额，药铺门前立着“神农尝百草”的木雕，酒楼则用“太白遗风”的楹联彰显文化品位，这种“招牌竞秀”的场景，恰是明代商业竞争激烈的缩影。
印刷技术的普及让明代广告突破时空限制。书坊在小说、戏曲的扉页或插页中刊登“售书广告”，如万历年间余象斗的书坊在《西游记》卷首印“本坊新刻，校正无讹，买者请认双峰堂为记”，既宣传新书，又强化品牌；而民间年画则成为“节庆广告”的载体，苏州桃花坞的年画中，常有“门神画像，苏州桃花坞出品”的字样，借年节流通扩大影响力。更具创新性的是“招贴广告”的出现——商家用红纸印刷商品信息，张贴于茶馆、码头等人流密集处，如《南都繁会图》中南京秦淮河畔的墙面上，便贴满“收买皮货”“专治眼疾”的红纸招贴，其传播逻辑与现代海报如出一辙。
清代广告在继承明代基础上，更添“中西交融”与“规模扩张”的特质。随着海禁放开，广州十三行的外销商品上，广告开始出现中英文对照：瓷器上既绘有中国传统花鸟，又用英文标注“Madea”与商号名称；茶叶包装盒上则印着“武夷岩茶”的汉字与英文“Bohea Tea”，精准对接海外市场。国内市场中，“连锁广告”的雏形开始显现——胡庆余堂在杭州、上海、汉口的分店，均采用统一的“药葫芦”招牌与“戒欺”匾额，形成品牌识别系统，其“堂训广告”（如“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”）更将商业道德转化为品牌信誉，至今仍被传颂。
清代的“媒介广告”呈现多元化趋势。《申报》等近代报刊的出现，让广告进入“大众传播”时代——1872年《申报》刊登的“戒烟丸”广告，不仅介绍药效，还附上“服用案例”，用新闻体增强说服力；而戏曲演出则成为“植入式广告”的载体，戏班在演出前会展示商家赠送的戏服，戏服上绣有商号名称，如“瑞蚨祥绸缎庄敬献”，借戏台曝光扩大品牌影响。此外，民间“幌子”的细分达到极致：当铺挂“当”字幡，剃头铺悬“三色柱”，甚至算命先生也用“铁嘴神算”的布幡招徕顾客，每种符号都对应着固定行业，形成“一目了然”的市井信息网络。
政治宣传在明清时期则更强调“教化与控制”。明代的“圣谕广训”会定期在乡约中宣读，并用木刻版印刷张贴于村口，将皇权意志转化为通俗训诫；清代的“告示碑”则遍布城乡，内容从“禁盗”“劝学”到“赈灾”，碑文中常配以简单插画，如描绘盗贼被擒的场景，强化警示效果。这种“政务广告”的制度化，既维护了社会秩序，也让官方信息得以高效渗透至基层。
从明代商帮的水印包装到清代报刊的新闻体广告，从胡庆余堂的连锁标识到外销瓷器的双语标注，明清两代的广告宣传，既是商品经济繁荣的见证，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。其“品牌化”“大众化”“跨文化”的特征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广告已趋近成熟，为近代广告的转型埋下了与世界接轨的伏笔。
而在欧洲各国，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，对于广告宣传领域，便已留下诸多生动记载。古希腊的《雅典政制》中提及，市集上的商贩“以韵文吟唱货物之优”，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《经济论》里也曾描述：“雅典的橄榄油商贩会雇佣游吟诗人，将油品的醇厚编成歌谣，引得路人驻足”——这便是早期“广告歌谣”的雏形。古罗马的西塞罗在书信中笑谈：“面包店主在墙上涂画巨大的麦穗，连孩童都能一眼认出他家的麦香”，而庞贝古城出土的壁画更是直观呈现了当时的盛况：酒馆外画着栩栩如生的葡萄藤与酒杯，陶器店则将最精美的器皿摆在门前最显眼处，正如维特鲁威在《建筑十书》中所记，“商铺门面的装饰，需如演说家的辞令般引人入胜”。
就在这之后不久，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，广告的气息随社会结构一同转向。托马斯·阿奎那在《神学大全》中论及“市集秩序”时，提到教会对“过度叫卖”的限制，那时的宣传更多依附于宗教与行会制度。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在《中世纪文明》中描述：修道院的钟声既是祈祷信号，也是“宗教宣传”的载体，敲钟的节奏不同，便代表着不同的宗教活动，如同一种特殊的“声音广告”；而行会的规章则规定，面包师必须在面包上印上行会徽章，铁匠铺要悬挂铁砧标志，这些符号化的宣传正如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中所言，“用统一的标识替代了喧嚣的叫卖，成为中世纪商业信用的无声代言”。偶尔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里，还能瞥见流动商贩的身影——他们背着货箱，用固定的吆喝声兜售货物，比如《亨利四世》中提及的“热馅饼哟——刚出炉的！”，便是那个时代市井广告的鲜活注脚。
与此同时，在同时期的古印度、阿拉伯世界、美洲和非洲地区，对于广告宣传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，也呈现出浓郁的地域与文明特色。
古印度的《政事论》中，考底利耶曾提及“市集商人需以幡旗标明商品种类与价格”，考古发现的摩亨佐·达罗遗址中，不少商铺墙面残留着用红土绘制的陶器、布匹图案，正是这种“视觉标识”的实证；而《往世书》中记载的“行商歌谣”，则描述了商贩以押韵的梵文唱词推销香料与织物，将商品特质融入史诗般的吟唱，形成独特的“韵律广告”。
阿拉伯世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，商业繁荣催生了多样宣传形式。伊本·白图泰在《游记》中提到，巴格达的香料市场里，商贩会雇佣专人站在街口，用洪亮的嗓音朗诵“这是也门的乳香，那是波斯的没药”，清晰报出产地与特性；而《天方夜谭》中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”的故事里，芝麻开门的暗语虽为虚构，却折射出当时商铺用特殊标识（如特定敲门节奏、暗号）区分熟客的宣传智慧，这种“隐秘广告”在阿拉伯商队的跨国贸易中尤为常见。
美洲的玛雅文明中，虽无成文典籍详述广告，但蒂卡尔遗址出土的石碑上，刻有贵族与工匠的名字及所制玉器、陶器的纹样，学者认为这是“品牌标识”的雏形，如同《玛雅文明史》中分析的：“这些刻痕不仅是身份的象征，更是对工艺的无声宣传”；阿兹特克的市集壁画则显示，商贩会将玉米饼、可可豆等商品堆成造型独特的小山，用夸张的陈列吸引顾客，这与西班牙殖民者《新西班牙征服史》中“印第安人用鲜花装饰摊位，高声喊价”的记载相互印证。
非洲地区的广告智慧则藏于口述传统中。《非洲通史》提到，西非的豪萨商人在骆驼商队出发前，会由长老吟唱“商路赞歌”，歌词中嵌入商品名称与优势，既是祈福也是宣传；而东非斯瓦希里城邦的考古发现中，陶罐上常刻有特定符号，据《基尔瓦编年史》解读，这是不同作坊的“标记”，方便买家识别，堪称非洲版的“商标”。
这些散落在不同文明中的广告实践，虽形式各异，却都遵循着“传递信息、建立信任”的核心逻辑，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商业宣传的丰富图景。
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，除了中国以外，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，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，在这一时期，同样在对应领域，留下了独特印记。
日本平安时代（794-1185年）的《延喜式》中，明确记载了市集管理规范：“凡市贾，需悬幌示物，酒肆挂青帘，米铺悬稻草束，油屋垂木绵”，这种用特定符号标识商铺类别的方式，与中国宋代的“幌子”异曲同工。京都出土的平安时期陶俑中，有手持“药売”（药箱）、腰间挂着写有“神药”二字木牌的行商形象，印证了《源氏物语》中“町人沿街叫卖，木牌摇响引路人”的场景，可见听觉与视觉结合的广告已融入日常。
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（918-1392年），在《高丽史·食货志》中记载：“汉城（今首尔）市集设‘市鼓’，辰时击鼓开市，商贩需陈货于案，标以木牌，书价其上”。庆州佛国寺遗址出土的12世纪青瓷碗上，刻有“窑主金氏”的字样，这是工匠为自家产品做的“品牌标记”，与中国宋代景德镇瓷器的“张家造”款识如出一辙，可见商标意识已萌芽。
东欧的拜占庭帝国（395-1453年），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市集堪称“广告博物馆”。据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匹厄斯在《建筑论》中记载，丝绸商人会在店铺外墙绘制“丝路地图”，标注产地与运输路线，以此彰显商品珍稀；而铁匠铺则将锻造的铁器成品悬挂于店前，用寒光闪闪的刀剑、农具作为“活广告”，这种“实物展示”策略，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甚至被规定为“合法宣传手段”。俄罗斯基辅罗斯时期（882-1240年）的《往年纪事》提到，诺夫哥罗德的毛皮商人会雇佣吟游诗人，在市集演唱“貂皮来自极北冻土，历经千辛万苦”的歌谣，用故事感提升商品价值。
至于东南亚地区，古代高棉王国（今柬埔寨）的吴哥窟壁画中，清晰描绘了市集场景：商贩将香料、宝石堆成小山，旁立木牌刻有“占婆来香”“锡兰宝石”等字样，与中国《诸蕃志》中“真腊（高棉）市集，标牌识物，远客一目了然”的记载相互印证。15世纪的满剌加（今马六甲），据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航海日志记载，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在市集相邻而居，前者用悬挂的丝绸与瓷器作为“视觉招牌”，后者则以“铜锣声”为号，“一响则茶客至，再响则瓷商集”，形成独特的“声音广告”文化。越南阮朝（1802-1945年）的《大南实录》中，甚至有“河内绸缎铺以彩绸缠柱，柱顶悬金铃，风动铃响引客”的细致描述，将视觉与听觉的广告效果发挥到极致。这些史实共同勾勒出东亚、东欧与东南亚在商业宣传领域的多样智慧。
不久之后，伴随着新航路开辟、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，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，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，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。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、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，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、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、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；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，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，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、争取独立、维护和平、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，在广告宣传领域，彻底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单一形态，进入“技术驱动革新、功能多元拓展、全球视野融合”的现代转型阶段。广告不再仅是商品交易的辅助工具，更成为传递思想、凝聚共识、推动社会变革、连接全球市场的重要载体，其形态、媒介与功能随时代浪潮剧烈迭代，形成与近现代社会发展深度绑定的演进脉络。
在这一段同样跌宕起伏又充满曲折的历史时期，面对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，官僚资本主义等诸多势力封锁控制奴役压迫，在赶走消灭外来入侵者，谋取国家独立，民族主权和发展壮大的跌宕起伏的历程中，广告宣传，不仅仅是单一商品宣传、民生公益、政策明析的关键载体，同时也因为它信息传播主要途径功能之一，成为凝聚各方力量，排除万难，团结奋斗，宣传先进思想的“排头兵”。